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日前舉辦主題為“身體、精神、信仰、人格——‘知識’之外的長征研究視角”的第36期影視大講堂，對長征、長征精神及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進行了深入探討與交流。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所長魯太光和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副研究員孫萌主講，與會專家學者圍繞長征研究以及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等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超越“知識”，從身體出發再認識長征

據介紹，國家文化公園專家咨詢委員會秘書處設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承擔了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重要科研任務。在魯太光看來，當下表現長征題材的影視作品的視角略顯單一，即主要是“知識”的視角與偉大、富饒、多樣的長征精神不相匹配。魯太光說，我們印象中的長征往往是“知識”層面上的長征，比如長征走了多遠的路、犧牲了多少紅軍、遵義會議有什么意義等。這些雖然很重要，但只是了解長征基礎，我們應該有更多的視角來觀察、貼近長征，在他看來，身體、精神、信仰、人格這幾個視角不可或缺。

魯太光說：“‘身體’是研究長征的第一視角，甚至具有方法論意義。長征是對人類身體極限的挑戰，我在對長征的實地考察中常常感嘆“紙上得來終覺淺”，不用說險關奇隘，單說普通行程，我們考察時有車有裝備，吃得好穿得好，可一天下來還是累得夠嗆，再回想紅軍行軍，真是人類奇觀！在一些險要的地方考察時，我常常心驚膽戰，就會想紅軍當年是什么心理狀態？如此等等。有了基本的同理心，對長征的理解就有感情、有溫度了。由‘身體’出發，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精神維度上的長征，才能理解紅軍戰士為什么那么英勇無畏、那么樂觀向上。再進一步，我們才能理解作為信仰的長征，即是理想和信仰使黨和紅軍克服了空前的艱難險阻，取得了改變中國乃至改變世界的勝利。最后，經歷了長征的空前磨礪，在黨和紅軍中形成了一種嶄新的人格，即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種代表中國希望的‘新人’，這種‘新人’在新的中國道路的開創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影響深遠。我們今天正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長征精神為我們完成這一歷史重任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啟示，這也是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意義所在?！?/p>

長征題材電影與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密切相關。近日由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印發的《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中，特意提到實施保護傳承、文旅融合、數字再現等手段。孫萌認為，對于魯太光提出的“身體”方法論來領悟長征精神，VR技術能提供切實的體驗與想象。

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研究員孫承健表示，以“長征”為主題的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長征”本身即是人類歷史上不可復制的一個奇跡，通過可感知的視覺形象，通過媒介的視覺生產與再生產，觀眾可以在歷史敘事的情感體驗中深切感受到長征的內在精神指向。

“長征”電影的精神譜系

孫萌梳理和分析了長征題材電影的譜系。她認為，從20世紀50年代的《翠崗紅旗》《萬水千山》到2020年的《半條被子》，都體現了長征精神的內涵。長征題材電影還充溢著愛的力量，紅軍愛人民、人民愛紅軍，還有男女之間的愛情等情感的描摹刻畫等都非常感人。長征題材電影是主旋律電影，主旋律電影的經典價值在于表現了時代精神、文化精神與人性精神的永恒性。同時，主旋律電影需要宏大敘事與理性建構，也需要感性、直覺與寫意，只有言志與緣情相結合，電影才能抵達永恒，像《長征》《我的長征》《馬蹄聲碎》《血戰湘江》《古田軍號》《心動歲月》等，這些影視作品在藝術表達上注重宏觀敘事與微觀描述相結合；表現人物的精神面貌與心理狀態，注重人文情懷與情感表達；在敘事視角上力求創新，但在敘事結構、電影語言方面還有上升空間，如何把教科書真正化為電影，如何脫離模式化、概念化、套路化，如何反映時代精神，仍是長征題材影視作品面臨的任務與挑戰。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副研究員金燕看來，長征的主角是人，是無數無名的普通戰士。在這么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這些普通戰士身上發生了什么？經歷了怎樣的磨難？身體如何承受苦難？是什么樣的精神信仰支撐他們走完無比艱辛的長征路的？這些都是值得藝術作品去探究、去發掘、去表現的。孫萌和金燕都非常認可電影《馬蹄聲碎》中的女性視角，這部影片的特殊性在于，女導演用女性視角來描寫戰爭中著墨相對較少的女性，用細節和她們內心的情感波瀾來表現她們的艱難和堅韌。長征中的女戰士與大的歷史融為一體，成為長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影片對女性情感的描摹也頗為細膩和真實，從女性視角反映出來的長征因為誠實而令人信服，因為細節的把握而令人感同身受。影片結尾是一個大遠景，僅剩的5個女兵站在漫漫無際的草地前，衣衫襤褸、搖搖欲墜，但又像雕像般堅定，那是長征中女性的群像，是信仰信念支撐下堅強不屈的身影。

長征精神的空間化

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具體來看是將偉大的長征精神實體化、空間化，這并非僅僅把公園建起來那么簡單，而是需要讓長征精神與空間有機交融，充盈于長征國家文化公園中。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斐認為，中國工農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作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且難以復現的一次壯舉，其意義是在多重參照文本中被凸顯出來的。比如色諾芬記述希波戰爭的《長征記》、歐洲中世紀的凱爾特英雄史詩《奪牛長征記》。而且恰恰是因為有這些參照，才更加顯示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軍事行動的獨特之處和作為爭取自由解放的正義之戰的紅軍長征的偉大之處。

長征精神與眾不同之處是，對長征的講述是伴隨歷史事件的發生同時產生的。1936年，毛澤東提議紅軍將士記述長征經歷，后來由丁玲匯編成《紅軍長征記》。同年，茅盾在上海主編的《中國的一日》記述一些國統區民眾講述他們遭受的欺壓、他們的憤怒和迷茫。前者是對中國不同地區地理、氣候、民俗、生活等多個層面的差異性的呈現，表現出活力與希望，以及對新世界的發現和對新中國的向往，都與后者形成鮮明對比。參照毛澤東詞作《念奴嬌·昆侖》的詩意想象，可以把長征理解為對自然的人格化和空間的歷史化。與之相應，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可稱為精神的空間化。這一重大戰略舉措將有益于構建新的歷史記憶和集體認同。

長征精神與文化認同

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副所長趙衛防以電影《勃沙特的長征》為例，認為該片的實踐，為從“知識”之外理解長征提供了一種思考。該片通過再現紅軍長征路過貴州時與英國傳教士勃沙特之間發生的一段傳奇故事，講述了傳教士目睹了紅軍對傷病俘虜的不肯放棄的態度；在紅軍戰士的眼中，戰馬具有和人一樣的生命價值，即使是饑餓危及生命也不肯殺戰馬；勃沙特還目睹女紅軍孕育了下一代的生命，自己卻告別了人世。影片以這樣的生命尺度來衡量長征，表現了艱苦卓絕的長征，既是流血犧牲的過程，也是播種人性、播種人文、播種平等、播種生命的偉大征程。

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編審類成云認為，面對復雜的國內國際形勢和復雜的意識形態狀況，只有從“身體”“信仰”“精神”“人格”等角度在情感和內心深處理解和感受長征，才能真正理解長征精神、弘揚長征精神、發展研究長征精神，才能堅持文化自信，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